原标题：人文桐城 | 桐城民间文学臆评
桐城民间文学臆评
文|叶濒 来源|桐城报道
桐城不仅有雅洁清新的桐城派文章，而且还有丰富多彩、颇有价值的民间文学，二者共同构筑了桐城文学的繁荣景象。桐城民间文学以自己的方式、体裁、语言和风格，表现出了它的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二者同时并存，互相渗透、影响和发展。
桐城民间文学在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品种日渐丰富。散文叙事类作品除神话外，有各种传说幻想故事、生活故事、寓言、笑话；口头韵文创作有抒情歌谣、叙事歌、史诗、短谣体的民间谚语和谜语；韵散兼有的各种民间说唱及民间小戏等。所有这些，应该说是一笔丰富而宝贵的文化财富。而在诸多民间文学样式中，能体现桐城地方特色的要数桐城歌谣。“桐城歌”作为一种歌种，早在明代就跻身于中国歌坛。关德栋在他的《明清民歌时调集(山歌序)》中云：“‘桐城歌’是起于安徽桐城地方的一种曲调”，《明代杂曲集》里采录“桐城歌”二十五首，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的《山歌》收二十四首，并辟专卷“桐城时兴歌”(卷十)。自此以后，桐城的一些文人雅士和达官贵人也开始搜集一些民间歌谣以至刊布成帙。如明方以智的《竹枝词》就载人《方密之诗钞》，清张廷玉的《山中暮归闻樵歌》载《清诗别裁集》，清马朴臣的《渔夫谣》载《报循堂诗钞》等。由于“桐城歌”流布于吴语地区，清乾隆九年刊《万花小曲》，也收有“桐城歌”。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于“桐城歌”的地位作了明确的肯定：“明代民歌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桐城歌’、‘银绞丝’之属……”。并且还引用、评述了“桐城歌”《素帕》。
“桐城歌”是明清歌谣发展史上值得注视的一种文学现象。其歌体、艺术风格以及其它方面所具有的鲜明地方特色等问题，近些年来多次出现于学术研究著作中。如马骧在他的《吴歌释名》(《民间文艺季刊)90／1)中，称“桐城歌”的句式是“湘鄂皖赣以及浙西地区山歌常见的句式”。杨天恒《论五句体民歌》(《民间文学论坛))94／1)云：“五句体民歌……安徽叫‘桐城歌体”’。叶桂刚等主编的《中国古代歌谣精品赏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就“桐城歌”的艺术风格通过《素帕》、《笔》等多首歌的赏析，进行了较深刻的探讨。由于“桐城歌”不断赢得今人的关注，l99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歌谣精品赏析》收入五首，《中国古代民歌鉴赏词典(山西古籍出版社)收七首；l997年出版的《情歌五唱——中国古代民间情歌选》(武汉测绘大学出版社)收十七首。虽然无法一一了解各地所出歌谣书收集“桐城歌”的情况，但窥此一斑，可知“榈城歌”在中国民间歌谣领域里地位与价值了。
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发出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通过省、地(市)、县各级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组织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及基层文化单位，对民间文学资料进行全面普查与采集。乘着这股强劲东风，“桐城歌”得到了大程度的全面系统的搜集与整理。新挖掘出“桐城歌”资料四千余首，筛选整理以各种形式出版面世的近千首。这些歌内容丰富，体式活泼，语言质朴隽秀，表现力强，不仅扩大了“桐城歌”的容量与内涵，而且使本来就具有的地方特色更加鲜明和浓郁，成为中国歌谣百花园里的一支鲜艳秀丽的花朵。民间故事、谚语及民俗资料，也在这次民间文学集成中得到了广而深的挖掘与搜集，并出专集多种，基本上把流传至今的突出、典型、具有普遍性和地方特色的各类民间故事，以及其它方面的民间文化遗产保存了下来。
本文就桐城民间文学的艺术本质、功能、价值等问题，进行一次探索，并以此抛砖引玉，求得理论界的同仁指教。
一、桐城民间文学的艺术本质
桐城有不少人特别是现在的一些老年人，大都有这种惊人的本事：一个有趣的故事只讲了个开头，一首歌只唱出几句，就能把听者的情绪激活起来，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听觉形象向思维空间的转化，让人产生绘影绘神、悦心悦意的感受。这种“口耳相传”、“口传心授”的“口头文学”，语言明快生动，简洁传神，极富形象性和立体感，具有一种活泼流畅的艺术美。桐城的“口头文学”，何以产生如此美感?不妨赘言先从艺术本质产生说起。
桐城地处皖中，北有巍巍的大别山，南有浩瀚的长江，西距湖北很近，东离江浙不远，素有“楚尾吴头”之说。早在元代就驿运鼎盛，北往京师南下南方诸省的驿道就纵穿于县境，有“七省通衢”之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文人官吏、商人手工业者、庶民百姓等各种各样的人得以广泛流动，商贸活跃。通过互相接触与交流，多种地域文化融合共聚，丰寓与加深了这个地方的民间文化内涵。加之这个地方山水灵秀，美好的自然环境无疑又是桐城民间文学滋生的肥沃土壤。
由于桐城通畅不闭的地理环境，这里的民众能够把握住历史进程，与时代共进，明显的表现是普遍重视读书。有史料云，桐城人自古就崇尚文化，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一股浓厚的读书风气。历代大批文人就职四方，门庭生辉，更使百姓羡慕不已，便想让子女通过读书步入仕途。故桐城私塾起源甚早，至明代就已遍布城乡，不仅很好地传播了祖国文化，造就了一批批如桐城派名家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以及其他各类有成就的人才，而且使民众整体文化素质不断地得到提高。桐城民间文学底蕴深邃、内容丰富且品位高，与民众具有较好的文化修养是密切相关的。
众所周知，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互渗、互助与并存有密切关系。“桐城派”出现以后，直接地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当地民众生活方式和内容、生存状态，甚至引起知识水平、价值观念、审美兴味等都发生了变化。这就无疑使民众的口头创作也注进了鲜活的时代内容，并在不断调节本体与自然、个性与社会关系的实践中，升华出一种完善自己、完善社会的主动精神的表现艺术。从民间文学集成时搜集到歌谣与故事情况看，这种让作家文学“升华”了的口头文学作品比比皆是，如流传陶冲山区的退嫁神仪式歌(见《桐城歌谣》l80面)、流传王屋寺山区并载入古志的北齐安与雉女的故事(见《桐城故事)133面)，等等。
桐城民间文学的艺术本质，明显的一种表现是在桐城歌谣的句式和语言的艺术风格上。
桐城歌谣的句式，基于孕育产生它的种种因素，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桐城五句型”，如“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这般心事有谁知”。并且这种句式，被称为“湘鄂皖赣以及浙西地区山歌常见的句式”。我们以《桐城歌谣》所辑“桐城歌”为例，试对桐城句型予以剖析。该书辑“桐城歌”二百五十四首，“七言句”就占了一百六十八首，其中“七言五句式”占七十四首，几乎一半。可见“七言五句式”在桐城歌谣里的比重，以及作为“规范化的基本句式”的合理性。书中七言句里的七言四句和七言多句虽超于七言五句的比例，却恰恰说明了它们是围绕着“七言五句”这个基本句式框架在进行或多或少或增或减的衍化。民众在生产、生活、社会活动以及娱乐中，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这种创造性衍化正是时代精神和社会文化的一种进步。
此外，书中还有不少三言句、四言句、五言句，以及杂体型的长短歌，如三言句“小扁头／翻墙头／三块瓦／打破头……”、四言句“嫁神嫁神／护驾来临／三牲酒礼／送驾回程……”、五言句“水桶量子缸／桌椅板凳床／出门一把锁／进屋一盏灯……”等。这些句式，我们细加揣摩，由于音节的变化，容量随之增大，更适于表现丰富的内容。有专家云：民歌从三言、四言形式演变到五言形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五言到七言，又是一个更大的发展。
说到“桐城歌”的语言艺术风格，先领会一下吴超在他的《中国民歌》里的一段论述：民间歌谣是“一种综合性的整体艺术，它同时兼有文学(词句)、音乐(曲调)和表演(表情动作)三种形态”，“它不仅是一种文艺现象，也是一门具有多种功能与价值的科学的研究对象”。“桐城歌”文学性如何，语言又具有什么样的艺术风格?叶桂刚等在《中国古代歌谣精品赏析》中云：“桐城歌”表达含蓄，语言凝练韵味强，读来饶有情趣，含蓄委婉。并通过《素帕》、《笔》、《灯笼》、《塔》、《天平》等多首歌，对“桐城歌”的语言艺术风格作较为深刻与具体的探讨。如《素帕》“在语言形式上，作品使用了双关的表现手法”；《灯笼》“巧妙地运用比喻和双关”；《塔》“用的是‘桐城时兴歌’中常用的比喻和象征”等。
我们列举《桐城歌谣》里两首歌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这是一首情意歌：荷花爱藕藕爱莲／花儿香来藕儿甜／荷花爱藕丝缕缕／藕爱荷花朵朵鲜／朵朵鲜／人意相投共枕眠。
这是一首采茶歌：龙眠山中紫气生／桐城小花胜龙井／山好水好地气好／龙井比之逊几分／采茶姑娘手儿巧／绿茶棵里织彩绫／茶叶满筐如绿云／片片印着姑娘心。
这两首歌是劳动人民在社会生活和劳动中直接焕发出来的心声，表现了他(她)们对真挚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劳动的颂扬。无论是“人意相投共枕眠”，还是“绿茶棵里织彩绫”，不仅歌词朴索自然，文字干净(桐城歌里很少用衬词、衬字)，而且韵律和谐，优美流畅，从而准确形象地刻划了劳动民众的热烈而又细腻的感情。
二、桐城民间文学的根本功能
民间文学创作活动，是伴随着人类物质生产和民众生活一道进行的，是民众交流感情、传播信息、寄托理想的重要方式。民间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极强的实际效用，满足了民众多种社会生活需要，同时也充分显示了它的独特的根本功能。桐城民间文学，由于它所处的自然及社会、历史生活环境，体现出的根本功能主要有：生产劳动中的实用功能，民众生活与交往的礼俗功能，节日与休闲的娱乐功能，民众生活教科书功能，等等。
小小石硪重千斤／打一下来哼一声／高高起来重重落／众人打硪要齐心／打一层来板一层／打出金来打出银／千斤石硪好好打／高楼万丈摸到星。
这是一首夯歌。
桐城西北多山，东南多水，打硪无论是山区打土墙，还是圩区修堤防，都是必干的农活。上述夯歌，是诸夯歌的一种。这些夯歌，也即是伴随着劳动过程、应和着劳动节奏而呼喊出的劳动号子。插秧歌、薅草歌、捕鱼歌、采茶歌、打柴歌、纺纱歌……在桐城这块地方，凡事皆有歌，凡歌有多种，它们在指挥劳动、统一动作、鼓舞士气、调节气氛、减消疲劳中，发挥了直接的积极效用。
民间文学除了生产劳动中体现这种直接效用的功能，还具有一种作用于人们主观心理活动的间接功能。这种功能几乎始自人类早的生产劳作时期。如桐城民间传说中的一千多年前的县令张孚卿，为求治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去龙眠深山念诵祷词向天廷求雨，可窥农业性祭祀活动很早就是农业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之一。明清时流传青草、沙河铺一带的玄坛为民查点善恶、斩妖除魔的“太平灯”，更能见斑窥豹。这类灯会的歌词、咒语，具有明显的祈愿目的，虽对劳动过程本身无实际效用，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祈盼“五谷丰登”、“人畜两旺”的心理愿望。人的一生从小到大，从生到死，都要经过许多重大的具有转折意义的时段。而每个时段，都有与之相应的礼俗，如分娩、洗三朝、抓周、婚嫁、回门、送满月茶、送三十六、做寿、割百岁枋等。而这些礼俗，都有口头文学反映，表现了劳动人民的企盼和心愿。
婴儿出生第三日，家人要请接生婆为婴儿“洗三朝”。洗毕，接生婆搓滚脸蛋，边搓滚边唱祝词：“滚滚头，中诸侯；滚滚颈，乌纱圆顶；滚滚腰，骑马挎刀；滚滚脚，七抬八托。”抓周，为一种育儿风俗。桐城旧时，在婴儿周岁生日时行“抓周礼”唱“抓周歌”。这天，将婴儿洗浴干净、穿戴整齐，放入事先准备好的簸箕内。簸箕周围摆放如扁担稻箩、针线刀尺、脂粉钗环、笔墨书籍、戥子算盘、金银钱物等一些小物件或象形物、小玩具。当婴儿抓的是书或笔，观者就喝彩道：这孩子是读书人，将来一定考状元做大官；当抓起算盘或金银，就说这孩子长大了会赚钱；若抓的是扁担、稻箩(象形物)，观者则安慰家长：三百六十行，庄稼为上，等等。随着抓周活动的进行，安排专人唱“抓周歌”。歌词随被抓物件而灵活改变内容，如抓的是书或笔，有人就唱道：“书要苦读字勤写/有始有终做学问／苦读了书知书理／学富五车天下行。”
婚嫁礼俗的全过程，均有歌伴唱。有“哭嫁歌”，“上轿歌”，“退嫁神歌”，“拜堂歌”，“撒帐歌”，“盘新娘歌”，“贺喜歌”，连乞丐也往往要赶吃喜事饭唱一段“赶喜喝彩歌”。给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做寿，要唱“祝寿歌”。如《老寿星老老又还童》：“走进门来把眼睁／看见府上老寿星／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彭祖八百还嫌少／钟馗十万有馀零／有馀零／老寿星老老又还童。”
桐城人历来以孝敬祖宗为本，加上旧时又崇尚迷信，丧葬礼仪烦琐而又多陋习，随之也就出现各种各样的丧葬礼俗歌，如《出殡掌彩》、葬仪中的“请龙”、“赞龙”、“祭井”、“呼龙”等。这些歌说古道今，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前情后事，内容十分广泛，意在悼亡行孝，以求先祖荫庇后代。
除人生过程皆有成套的礼俗歌外，民众其它生活与交往诸事均有歌伴唱，如“敬酒歌”、“送客歌”、“劝学歌”等。
这些民间礼俗歌，是民众生活与交往中的一种语言、行为方式，具有正规性、模式性和民族性、地域性等特点，反映了民问文学的独有功能。
桐城旧时是个农业大县，农业文明伴生的节日文化是民间文学在农业社会生产、生活规律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与春、夏、秋、冬四季生产性节律相应的就有过大年、赏花灯、过花朝、五月端午、八月中秋、九月重阳、十月半、腊月八等一系列民间节目。通过一个个节日，或祈盼秋天获得好收成，或借以驱邪避瘟、除恶祛毒，或喜庆丰收、报答神明、慰劳自己，或告竣农事、送旧迎新、开始准备新一轮的循环。而每逢重大节日，城乡多举行盛大的社火、庙会和一些文娱活动。文娱活动主要有草台戏班子唱戏，大戏、小戏，一演十天半月；鼓书、琴书等各种民间说唱；挑花篮、打连枪、莲花落、走旱船等一些民间曲艺；龙灯、狮子灯、太平灯等各种灯会。而这些文娱节目的唱词或台词，多为民众自编自演，如灯歌词：“小小狮子花又花／天天带我耍人家／昨天耍到状元府／今天又到宰相家／状元府、宰相家／东西两头插官花。”
除了节日的文娱活动，休闲时光讲故事、说笑话、唱山歌、猜谜语，也是民众自娱自乐、愉悦身心的重要方式，表现出民间文学很强的娱乐功能。
此外，民间文学还在民众生活中发挥着生活教科书的功能。如“火烧乌云盖，有雨来得快”、“清明要晴，谷雨要淋”、“大旱不过七月半”、“过了重阳无时节，不是风来就是雪”等等气象谚语，虽只有一两句，却是民众在长期农事与天候之间关系的认识上概括出的一条规律或总结的经验，尽管不一定具有严密的科学性，但却有很强的实践性，从而成为带有指导性的口传科普教材。
桐城民间文学体现在民众道德教化上的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桐城素来重视道德伦理教化，道德意识贯穿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受民众道德意识制约与影响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又转而为民众服务为民众而发(讲述)。这种直接形象的口头文学方式，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道德评价，或道德审判，是易让民众所接受的。《铁骨》、《六尺巷》、《境主老爷》、《蜗牛仙子与小穷蛋》等一些故事，《桐家教儿经》、《劝书文》、《有钱难买少年时》、《智力歌》等一些歌瑶，歌颂了做人的高贵品质和勤劳发奋的劳动精神，启迪人们奋发向上不断完善自己改造自然，实现人类社会进步；还有象《戒赌图》、《大力士》、《神犬》、《计整财主》等各种不同题材的故事，《十八岁大姐周岁郎》、《苦媳妇自叹》、《旧沙河街赌博歌》、《贫富不是命》(以上故事与歌谣，均载于近几年出版的民间文学专集)等各种不同体式的歌谣，或劝人遵守行为规范，或鄙弃不劳而食的寄生虫，或嘲笑一种愚蠢与无知，或鞭挞某种丑恶行为，从而利用口头文学作品，不断地对人们进行种种道德规范教育。即令在生产力如此高的现代化的今天，体现在民间文学作品里的优良的传统道德精神，对我们来说，仍然有着积极的不可取代的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
三、桐城民间文学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
民间文学随着民众一道生长、发展，成为民众生活密不可分的忠实伴侣，因而其本身蕴含着民间文化的诸多要素，对于相关的人文学科研究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
高尔基说：“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那就不可能知道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可见，口撰而成的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史料对于认识历史弥足珍贵。民间文学作品的价值不仅不会因时间流逝而消失，反而会随历史延续而流传愈被人们看重，当作反思、回溯的对象去加以认识和研究。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三国流传至今有关鲁肃与鲁欲山、鲁王河、鲁王墩、鲁肃亭、试剑石、望曹尖等一系列传说，不仅使我们进一步认识鲁肃其人，而且也更加领略了吴据江淮为魏、吴两国作拉锯战战场时桐城的动荡风云局面。
北齐传下的王屋寺安禅师的传说，唐代传下的投子寺大同禅师的传说，使桐城的佛教历史变得更加深邃和沉实，并从这一角度反映出桐城古老文化的昌盛。
歌谣《光绪二十九年灾》唱道：“望云尖上起云彩／栲栳尖上雨就来／光绪二十九年灾／五月十三山洪来／老天降下无情雨／水漫桐城半边街／哭的哭来哀的哀／淹死多少小乖乖。”一首歌谣，展现出一幅惊心动魄的洪灾场面。我们不仅窥出清朝末期官不为民、水利失修，同时也看到民众缺少科学知识和团结与共的凝聚精神，不能与大自然抗争。通过民间文学集成搜集并整理出的关于历史各个方面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在整个民间文学作品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些作品从不同层面和侧面“折光”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类社会各类事象的真实情况，从而使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认识社会，研究历史，并以此为借鉴。
民间文学的认识价值还体现在民俗生活的存在方式上，和民众伦理与心理上。前者，当它以一种思维形式出现时，它是民俗心理与观念；以行为方式出现，则是活动或仪式；而表现于人们口传，即成了口头创作。后者即是对人伦关系的反映，这对于我们认识家族结构及民众伦理观念有独特的价值。再后者是我们通过口头文学作品，可以清晰地寻觅并认识民众传统心理结构和行为轨迹。无论是传统的美德，还是陈腐的观念，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而加以扬弃。
后谈谈桐城民间文学艺术价值体现问题。
经过漫长历史长河冲刷和洗炼出的桐城民间文学，以其深刻丰富的内涵、多姿多彩的形式、清新刚健的风格，不断地丰富着地域文化宝库，同时又与作家文学相互影响、促进和转化。我们可以在作家们的创作里，看出民间文学涌出的清泉和闪烁的浪花。如本文一开始提及的方以智等文人雅士刊入诗集的《竹枝词》、《山中暮归闻樵歌》、《棉花谣》、《渔夫谣》等，都是直接来自民间歌谣或略加修饰润色并保持原貌的诗作(歌谣集成时，我们把它当作歌谣放入歌谣集)。
清•姚兴泉的《龙眠杂忆》，可谓是直接汲取了山歌营养从民间创作脱化成的词作。全作百五十阕，这里只摘一阕管窥：“桐城好，樵子出岩阿。担去松桠偿酒债，踏残苔磴唱山歌，归路月明多。”正如姚兴泉自己在书中写的：“山歌，不必定引商刻羽也，调高而音极响，扬抑疾徐，自然合节。余儿时曾耳熟之，大率皆男女托兴之词，然语意含蓄，乐而不淫，颇近风人之旨。”《龙眠杂忆》之所以“实非寻常吟咏”，旺盛不息，是因其“醇德厚俗，而足以助教化”才“得广其传”(以上引语见《重印龙眠杂忆序》)。可见，民间文学素材，到了作家们的手里，往往会成为神来之笔，使所作作品得到更完美的表现。
桐城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还体现在一些剧目的创作上，如《乌金记》、《登舟找子》、《卖货》、《观灯》等。这些剧目，皆以民间故事或传说为基础进行创作或改编。“乌金记”的故事，先在桐城及周边一带民间口头流传。嘉庆三年上海新垃圾桥书局刊行《乌金记》的琴书台词后，逐渐被文人所采取和利用，有写传奇故事的，有改编成大型剧目的。其内容，也就更为丰富，流传更加广泛。
虽然还很难在桐城派作家散文里找出直接被运用的民间文学，但作家们所言及的各种社会生活事象，无不渗透着民间文化的原始乳汁，展示出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民俗心理和行为规范。如姚鼐为刘海峰等作寿序、为汪玉飞等作墓志铭，其本人与伯父姚范从京师返回故里奔丧守孝，我们稍加品味，就不难看出个中所在。卓有成就的桐城作家们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民间文学对于他们的创作，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不仅能为他们提供活生生的有价值的创作素材，而且更以民众的感情去熏陶他们的审美个性，激活创作热情，使之创作出更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原载《桐城派研究》
作者简介
叶濒， 1947年生，安徽省桐城市人，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桐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二级文学创作专业技术职称。1970年参加工作，1985年从桐城水电局调入桐城文联，主要从事民俗文化遗产挖掘与研究工作。出版著作有：杂文集《桐城古今》(副主编)，民间故事集《神鞭》，《桐城故事》、《桐城歌谣》、《桐城传统儿歌三百首》(均为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安徽卷桐城分卷)，报告文学集《光辉的里程》，民俗专著《桐城民俗风情》、《桐城派故乡民俗风情图谱》(与人合作，待出版)，摄影集《桐城佛教寺宇》(姚平怀主编)，短故事与笑话集《九十九个半》(与人合著)，《中国故事集成安庆卷桐城分卷》(主编)。此外，先后发表短篇小说等各类文艺作品200余万字。获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省、市多次奖励。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