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原创文学】养中旧忆九则
养中旧忆九则
一
五福堂与周氏家族
养正中学始创于1928年，初创之时暂借养正小学教学楼。至1932年，旅日华侨周起抟、周起持昆仲捐建新校舍五间，名为“五福堂”，养正中学自此有了正式的校舍。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养中内迁南安县官桥镇岭兜村，五、六年的时间内养中皆设于“五福堂”。养中内迁后，“五福堂”一直是养正小学的校舍，至1990年由于养小兴建教学楼，“五福堂”才被拆迁，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五福堂”原是清代雍正至嘉庆年间，人称周百万的晋江东石人周佐昌（1730—1808），用“仁、义、礼、智、信”设立的一族号。当时，周百万利用东石及晋江沿海一带的港口作经商平台而富甲一方。周佐昌膝下有五男，皆承父业，其商号分别为仁记、义记、礼记、智记、信记。“五福堂”鼎盛时期是四子周仕鼎（智记）执掌家政的乾隆至道光年间，他“居省垣，泉郡教子侄孙辈经营四方，甫弱冠渡东瀛，泛舟贸易。”那个时候，“五福堂”已拥有大船九十九艘，并购置商埠，号称“闽浙第一家”。
民国初，旅居日本神户经商的周起抟（周佐昌之六世孙），深受其公司职员陈清机（养中创办人之一）“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于1932年由在安海经商的弟弟周起持出面捐4000元，建“五福堂”养正中学校舍。养正中学当时属私立学校，初期经费由泉安汽车公司（陈清机执掌）和安海“五谷途公会”负责。说到五谷途公会，大多数人以为是做五谷生意的团体，但也有人认为五谷途是“五福堂”的日本话读音，周氏家族当年对养正中学的赞助由此可窥见，而华侨兴学则一直是养中的一大特色。
二
初8组学生档案
这份档案是本人十年前编撰《养正中学八十周年校庆纪念册》时发现的。
初8组毕业生（1937年）共19人，其中不乏重量级人物，有曾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泉州市副市长的蔡再（载）经，有曾任厦门市副市长、厦门市政协主席的施能鹤，有政协晋江县原副主席周绍龄，有菲律宾著名社会活动家与实业家、养正中学菲律宾校友会永远名誉会长郑永丰，还有安海镇侨联原主席张克种，我二舅父黄种族（南安南星中学教师）的名字亦列于其中。初8组目前唯一健在者为侨居菲律宾的98岁数学家蔡济川。
三
俞贵元校长募捐归来
1932年，俞贵元先生接任养正中学校长。养中办学初期，经费拮据，俞校长甚至变卖妻子的首饰来弥补学校开支的不足。为了学校的生存，俞校长屡次致函安海旅菲侨领，希望得到支持。1936年夏，旅菲侨领陈清机、桂华山联名致电俞校长，邀请他赴菲律宾募集办学经费。俞校长赴菲岛耗时数月，舟车劳顿，生死历险。有一天，他外出募捐，行走在一楼房之前，强台风吹落一大旗杆，他险些被砸，死神和他擦身而过。此次募得善款一万余元，即于五福堂后建造一列教室。俞校长回校后，受到师生的欢迎。图为1937年5月5日，养正中学举行仪式欢迎俞贵元校长（前排居中穿西服者）从菲律宾募捐返校。
俞校长一心为公，然而也招来一些人的误解，甚至得到“俞钱鼠”的绰号，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四处托砵化缘，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他是养中的功臣，人们永远怀念他。目前，旧校区“苏远外艺术楼”有他的铜像一尊，新校区有以他名字命名的湖泊“元湖”。
四
倪端仪女士的故园情
1954年秋的某一天，养正中学体育运功大会开幕了，校董倪端仪女士代表校董会致贺词。
倪端仪1893年生于安海一书香门第，从小聪慧，喜爱吟咏，入学从师，学业优异。民国4年(1915年)在厦门女子中学任教，后赴印尼，先后任家庭教师、小学教员和校长及泗水中学教师多年。
抗战期间，她在香港、上海等地从事商务活动，在香港积极倡议组织安海华民慈善公会，带头慷慨解囊，捐集巨资回乡筹办安海福群堂，放赈济贫，并经常资助其祖父倪人俊创办的安海育婴堂。
1951年，她勉励旅居香港的儿子蔡尔强与友人欧阳朝宗捐资合建养正中学东座教室一排。1952年由印尼回到安海定居后，更倾注心血于兴学校、建医院。同年，动员其长子蔡润汀独资捐建养正中学图书馆（原址在现旧校区青山楼），图片中的司令台即设在刚落成的图书馆走廊，走廊屋架上“养正中学”四个隽秀大字即为倪女士手书。倪女士长期担任养正学校董事会副董事长，为学校的发展大计竭尽心力。
她还积极倡建安海医院，1954年医院动工兴建，1957年竣工并即启用开诊。现安海医院华侨纪念馆有倪女士汉白玉雕像一座。
倪端仪女士书法好，擅诗词，有诗集《行素集》存世。她历任福建省人大代表、省政协第一至第四届委员、省侨联委员、晋江县侨联顾问和安海医院董事长。1985年12月，倪端仪病逝于福州。
五
一张令人产生疑问和误解的毕业照
这是一张文革后期的初中毕业照。许多人尤其是四十岁以下的人看到这张照片，大都会产生疑问和误解。
疑问即是照片中的“三连十八排”是什么意思。原来，当年红卫兵造反组织，出于“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要求，自发模仿军队编制进行编组。后来这一套被制度化了，文革中全国所有的工矿企业、学校、机关等社会单位的建制，都仿效军队编制，这一现象称为军事编制地方化。中小学里的年级编制为“连”，班级编制为“排”，小组编制为“班”，照片中的“三连十八排”相当于现在的“初三年18班”。
误解即是把照片中的题字“安海中学”当作是现在的安海中学。其实，那是现在的养正中学。原来，文革期间大扫“封资修”，出自《周易》“蒙以养正圣功也”的养正中学校名被视为封建糟粕的东西，校名在1966年文革爆发后也被改为非常“革命化”的“人民中学”，1970年又被改为“安海中学”，直到1978年才恢复“养正中学”校名。
尽管处于读书无用论的时代，校长陈名贤(照片二排左六)顶住压力，坚持抓教学质量，使学校工作得以正常开展，如今新校区的“贤湖”即为纪念陈名贤校长而命名。
六
红缨枪练刺杀
这张照片记录的1974年9月某一天下午初中62组入学军训时红缨枪操练的一个场景，领操者是我小学和中学同学、大学校友曾国政（现养正中学数学高级教师）。按照当时学校军事化的编制，年段为“连”，班级为“排”，小组为“班”，领操者应该是班长了。在班长的指挥下，10位小“战士”手握红缨枪，头顶烈日，赤脚短裤背心，头正胸挺弓步直，动作整齐，威风凛凛，不失军人风度。
文革后期，全国战备。国际形势，我国和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紧张；国内形势，又需要“文攻武卫”。因而举国上下“反帝反修”和“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决心很大，到处都可以看到“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广积粮”等标语。学生们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都下决心练好杀敌本领。当时在养正中学大操场上练习得多的项目就是“刺杀”。老师要求每一个同学都必须有一支红缨枪，家长们各显神通，红缨枪做得一支比一支漂亮。枪杆都是竹竿做成的，枪头用木头削成菱形，再涂上银灰漆，红缨则由毛线做成。训练时，随着解放军指挥官的一声哨响，同学们手持红缨枪，非常迅速地在操场集合。随后又迅速地以“排”“班”为单位散开，散开时候同学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喊“一二三四”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等口号。接着，排长班长们“突刺刺”“防左刺”“防右刺”“防后刺”的口令声此起彼伏，而小“战士”们听到口令，则整齐而响亮地发出“杀——”的叫声，整个操场尘土飞扬，杀声震天，俨然是人嘶马叫的战场。
七
《校运快报》的前世今生
养正中学的《校运快报》是体育精神的宣传车，是运动员的鼓风机，是撰写者的“T型台”，也是时代变迁的记录仪。从快报的载体变化来看，它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是为“大字报”阶段。运功会期间，寨埔体育场的围墙以及办公楼前的垒壁成了花花绿绿的世界，贴满五颜六色的“大字报”，煞是壮观。这些“大字报”有赛场快讯，有赛事海报，有喜报，有赞美诗，有漫画，内容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同学们在一开大的毛边纸上挥毫泼墨，自由自在地表现自我，酣畅淋漓地宣传集体。墙壁总是被贴满，旧的未干，新的就再覆盖上去，校运会结束后，墙壁上往往留下覆盖好几重的“大字报”。这张照片记录了贴“大字报”的场景，贴者双手压住“大字报”顶端两个边角，撑在墙上正要往下推，把手中的“大字报”覆盖在原有“大字报”之上，围观者则急切地等着看报。可惜是黑白照片，无法体现“大字报”艳丽耀眼的色彩。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是为“钢板蜡纸”阶段。九十年代中期，养中多栋教学楼拔地而起，跑道铺设了橡胶，足球场也种上草，校园焕然一新，被誉为晋江市美校园。环境提升了，往往也会失去一些自由的东西，就如同从破旧的大厝搬进装修精致的套房，舒服多了，但物品却不可随意放置，少了些自由。漂亮起来了的校园，它的墙壁再也不允许张贴“大字报”了，“大字报”因而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校运快报》。《校运快报》是缩小版的“大字报”，每一期的快报印在招贴纸上，校运会结束后再装订成册，一般每届校运会都会出版十期左右。当时印刷条件差，稿件先在钢板上用蜡纸誊刻，然后再油印，负责钢板誊刻的经常是书写水平高的俞向斌老师。校运会设置宣传组，由语文教研组负责审稿，其流程是学生初审老师终审。这张照片记录了宣传组审稿的场景，其中有四位语文老师，自左至右为李卫东、潘红蓉、许火轮、张子瑜（本人）。李卫东老师文字功底好，又颇具绅士风度，是我敬重的老前辈；潘红蓉老师读中学时是我的学生，却不幸英年早逝；许火轮老师为人朴实，淡薄名利，业务水平高，也是我敬重的前辈，可惜退休不久就去世了。
第三阶段是世纪之交至现在，是为“一体机”阶段。随着一体印刷机进校园，钢板蜡纸时代宣告结束。印刷术的发展促进了《校运快报》的增容，使快报的内容日渐丰富，版面也更整齐美观。这个阶段《校运快报》的首尾两期有比较固定的内容，第一期往往是开幕词、会标及其说明、运动员入场解说词等，而后一期大致是闭幕词、奖牌榜，快报的《漫画副刊》此时也应运而生。语文老师还是负责审稿，信息技术老师则指导学生电脑排版。内容丰富、装帧漂亮的《校运快报》很快成为兄弟学校校运会小报甚至晋江市中学生运动会小报的范本。
八
辩论赛二十年
辩论赛一直是养正中学学生的传统活动，从1999年开始，由语文教研组组织的每年一届的学生辩论赛，二十年来从未间断，至今已历二十届。辩论赛由高一年对抗高二年，比赛时间一般在每年的五一节前后，迁入新校区后改为每年的秋季，赛制一直是采用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法庭辩论制”。国际大专辩论赛始于1993年，每两年举办一届。
养中正学开展学生辩论赛起步较早。1998年，我接任语文教研组组长，彼时任学校党支部副书记的语文老师许尚仁先生即交给我任务，他要求每学年组织一次辩论赛。这项工作得到全组老师的支持与配合，举办几届后，学校的辩论赛已是名声鹊起。
2002年秋季开学伊始，晋江团市委少工部部长陈凌女士（现任晋江市侨台外事局副局长）来找我，邀请语文组帮忙组织举办晋江市高中生辩论赛，我被陈凌女士的热情所感动，请示许尚仁书记后马上投入工作。当时由语文老师担任指导老师，历史组和政治组的部分老师也帮忙搜索材料，工作的推进比较顺利。国庆节后，晋江市首届“防艾杯”辩论赛开战，参加比赛的有晋江市高中校以及职业中专的十六支辩论队。
金秋十月，晋江的中学校园硝烟四起，烽火不断，十六支劲旅唇枪舌剑，辩论赛轮番在不同的学校开战。我校辩论队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八轮淘汰赛杀进决赛，面对的后对手是晋江职业中专辩论队。这支辩论队由该校文秘专业学生组成，他们邀请华侨大学老师担任指导老师，经过一个多月封闭训练，对冠军奖杯虎视眈眈。而我们养中的辩论队由高三年学生组成，面临高考压力，课余训练时间少得可伶，指导老师也没有外聘。因此，我校决赛取胜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2002年10月27日下午，晋江市（梅岭）文体中心，辩论赛决赛激烈进行着，养中辩论队表现出色，队员才思敏捷、语言犀利，凭借雄厚的实力捧得奖杯，其中姚婉萍同学还夺得佳辩手称号。这张照片是决赛后留下的纪念，别红领结者为2003届学生，他们参与决赛；没有别领结者为2004届学生，他们参与预赛或担任陪练。相片中前排自左至右的队员为蔡启闽、达宏伟、杨荣斌、黄向南、许晓东、XXX、姚婉萍，后排为学校领导以及指导老师，自左至右为郑长安、许华安、汪波、许尚仁、许远望、张子瑜、陈景新、张金。当时为我们冠军队颁奖的是市委组织部部长吕炜民先生和赞助方恒安集团总裁许连捷先生，颁发的1000元奖金全部分给学生，指导老师不计报酬分文未取。忙碌一个多月的辩论赛落下帷幕，老师们付出艰辛的劳动，也收获了成功的喜悦。
九
曾杰老师百岁寿辰庆典
2007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初三），养正中学离休老校长曾杰老师的百岁寿辰庆典在旧校区颜乾成楼五楼隆重举行。福建省政协原副主席许集美、蔡载经，晋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元巍，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颜子鸿，晋江市副市长蔡萌芽，晋江市政协副主席朱永远、张景锻，市委教育工委、市委老干局、市教育局、安海镇党委、政府和养正中学领导、养正中学校友、家委会代表、养正中学离退休老教师以及各界嘉宾共260多人出席。庆典会由养正中学党支部书记许尚仁同志主持。
养正中学校长许远望，养正中学离退休教师协会副会长颜期湛，养正中学校友、知青代表，安海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文贤，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局长庄应端，省政协原副主席许集美，晋江市副市长蔡萌芽先后在会上致辞，高度赞扬了老寿星安贫乐教、矢志不移和活到老、学到老、奋斗到老的精神，并向老寿星致以良好的祝愿，恭祝老寿星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会上，老寿星及家属先后致答谢辞。老寿星曾杰先生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赢得了全场阵阵热烈的掌声。
庆典中，养正中学、养正中学上海校友会、香港安海同乡联谊会、养正中学香港校友会、养正中学离退休教师协会、安海镇政府、市教育局、市委老干局、市委教育工委等单位和团体还先后为老寿星敬送了寿匾、寿礼。
此次庆典，还展出了老寿星曾杰老师百幅书画，受到了与会领导和嘉宾的好评。
百岁寿星挥毫泼墨
百岁寿星曾杰的传奇人生
曾杰（1908——2008），出生于安海一个贫苦家庭。9岁丧母，11岁丧父。为了谋生，先后在安海、厦门当学徒。18岁时，他毅然参加北伐军，并随军入闽。1929年，经友人介绍，曾杰前往南京晓庄学校，拜学陶行知先生门下，从此立志为“教育兴国”事业奋斗。学有所成后，曾杰先后任南靖县教育局指导员、海澄县教育局督学，1934年—1935年，出任当时的安海区政府区长。1936年—1948年，曾杰又先后在泉州昭昧国学讲习所、大田中学、泉州国立海疆学校和厦门英华中学当教员，直至1948年进入养正中学任教。其间任中共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教育、作战参谋。解放后至1953年6月，曾杰任养正中学副校长，1982年离休。
*作者为养正中学高级教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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