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写诗本身就是在歌颂生活，歌颂生活就是歌颂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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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
时间：2022年7月6日
地点：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6号静雅四合院
主题：【人民出版社第74期读书会】著名诗人谈古典诗词创作讨论会第九谈：古典诗体可以唱响时代赞歌吗？
主持人：成思行
主办：“读书会”社交平台、兰亭诗友会
嘉宾
李葆国
中华诗词学会学术部副主任
董澍
北京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会员
莫真宝
中华诗词研究院学术部负责人
熊盛荣
企业家
彭智发
首都师范大学硕士
高国普
古典文献编辑，诗词、楹联、篆刻爱好者
用古典诗词唱响时代赞歌的意义是什么？
熊盛荣
赞歌作为一种文艺形式肯定是要为时代服务，给时代以正能量，促进时代的发展，我们也确实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我是“60后”，虽然我没有经过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苦，但是现在的生活是原来根本没法想象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为这个时代唱赞歌。其实所有赞歌也并不只说好的方面，我们也在非常客观地批判一些不好的地方。
另外是古典诗体的问题。古典诗词是国粹中的国粹，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我也非常欣喜地看到一些现象，比如很多地方用到古典诗词、对联，而且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我所接触到的很多家庭或者个人，他们在重大场合用到过古典诗词、对联，比如我的一些书法家朋友帮别人写“结婚”“孩子的百日”“长辈生日”的贺词。
古典诗词确实有很多精华，这是古人用了很长时间总结出来的，都是有体系的，能够让人感觉到它的宁静和优美，这就是它的体系。因此，我们要大力弘扬用古典诗词唱时代的赞歌。当然除了弘扬，我们应该有一些继承的措施，比如学生以后的语文考试增加古典诗词的创作。作为热爱诗词的人，除了自己写以外，还要促进大家写更多的应用诗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古典诗词很精炼，可以提高文字效率，因此我们应该想办法促进它的发展和应用。
熊盛荣代表作《七绝 五四感怀》
莫真宝
唱赞歌是一个古已有之的优良传统。人们并不讨厌唱赞歌，讨厌的是“怎么唱”和“赞什么”。《诗经》里的《大雅》是尹吉甫作的，诗里面直接说：“吉甫作颂，穆如清风”，这是歌颂当时的正面形象，也是在歌颂当局。《诗经》的《鲁颂》里面还有《生民》《公刘》这两篇，《生民》是写周王朝开国的历史，《公刘》其实就是在歌颂领袖人物。我们历代都把《诗经》当经典来读，如今人们读《国风》多一点，但是在古人看来，《大雅》和《小雅》是同等对待的，而且认为雅、颂才是正声，历代朝廷的重大典礼和仪式上唱的诗和演奏的音乐，都是带有颂天地、颂祖先、颂君王、颂时局的性质。
董澍
我觉得它重要的意义就是能够如实地记录或者反映时代，时代有美好的，它就歌颂，时代有丑恶的，它就批评，无论批评丑恶还是歌颂美好，都是一种时代的反映，所以这是它的意义。
董澍代表作《木兰围场》
成思行
审视古典诗歌的政治功能，举几位古今名人的观点，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他认为世界历史的变革必然引起意识形态领域诸多方面的变革，诗歌的革命性变化也是由此决定的。在诗界革命中，梁启超看重的不是诗歌本身的文学价值，而是它的宣传新思、运输新理念上的工具价值和社会价值。
唱时代赞歌的写作难点在哪儿？
董澍
写作难点在于歌颂当代的事物时很难判断它的真善美。如果能够切实地说歌颂的正好就是真善美，那当然是无可指摘，假如歌颂的是假恶丑，就贻笑千古了。判断真善美的标准，往往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人说距离产生美，这是因为它可以摆脱一些现实的利害，同时超越个人切身的利害，客观地观察事物本身，距离给这种判断形成了一个条件。当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往往由于个人切身的利害，很难客观地把握事实，有的人甚至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我们说屈原值得歌颂，没有异议；我们说秦桧应当批判，也没有异议，是因为这些都已盖棺定论。如果我们是生活在屈原那个时代的秦国人，可能就会很厌恶他；如果我们是生活在秦桧那个时代的金国人，可能也会很欣赏秦桧，这是因为阶级立场、民族立场，决定了一个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的标准是不可回避的。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以后，当这些东西都变得无足轻重，我们可以有条件直面事物的本身曲直的时候，再歌颂就没人挑剔了。但是在现实中很难在是非上取得共识，先进性与落后性是比较而言的，没有放之四海而普世的真理，用普世的价值诋毁我们，那是无稽之谈。
好的制度是在这种体制下照顾到大多数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好的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利益损害。那么为什么还要歌颂呢？每个时代都有值得歌颂的地方，即使在暴秦、隋朝、历史黑暗的时候，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值得留念的东西。我们歌颂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条件，就是能使我们的歌颂经得起别人的谴责，能够立于不败。这也就是说“以史为鉴”，当判断一件事是否真善美，是否值得歌颂的时候，心里应该有一个历史的尺度，把这件事情放在这个尺度上去衡量，如果判断它立得住，就去歌颂。像孟子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李大钊在当时那种时代，也说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革命烈士面对刽子手，一排枪手指着他，孤身一人立在刑场中央的时候，他敢于为自己的真理而献身，是因为他把他的信仰置于漫长的历史尺度和宏大的人类价值观中，他认为这是立得住的，所以谁说他都无所谓。如果没有这个尺度，别人说你好，你挺高兴，别人一批评，你就受不了，你自己就没有了定性。所以我们唱赞歌，或者写一些歌颂的时候，要多读一些历史，然后再考虑一下这个事情能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能不能赢得大多数人的赞赏，如果你确认，你就去歌颂，你表示怀疑，你就去学习。在歌颂的时候始终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歌颂党，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立于不败。
李葆国代表作《游嘉兴南湖》
李葆国
我觉得应该站在民生的立场上。民生和人民的立场不一样，民生的立场就是人民能不能活得好一点，这点非常重要。杜甫那个时候，他在歌颂时代，同时也在抨击时代，我们现在也是一边歌颂，一边抨击，这是一样的。我们当中有些人一说到歌颂时代就表示反感，这个时代本身就是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能歌颂呢？这里存在一个偏见。偏见产生了对歌颂时代的误解，其实写诗词本身就是在歌颂生活，歌颂生活就是歌颂时代，这点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我们为什么不能写好？就是我们对生活没有太深的感悟，对诗词的表现手法没有太熟练的掌握。
我们说触及时代，就看我们感情的着陆点在哪儿，但是在这点上，我们看不准。诗人要修炼自己的思想，要站得高，站得高看得远，用俯视的眼光看现实，不要侧视。有一些伟人、大文学家、政治家，他们看不准是什么原因？这是一个时代导向的问题，就是没跳出来。不管什么政策，使民生真正得到了焕发，这是高的，所以我们要站在这样的高度上去歌颂时代。
我们如何歌颂现实？仍然还像杜甫、王维一样，从一个小处着眼，切中它的真善美。许清泉是个“野人”，也是个自由诗人，他的诗写的很潇洒，自称“中国绝句王”。我背诵一首他的诗，“昏黄灯火老农家，土炕温馨酒后茶。话到税除高八度，沧桑脸上绽桃花。”这是写农民歌颂免除农业税的诗歌，农民在炕上坐着，喝酒、喝茶、唠嗑，说到税除时嗓门高了八度，沧桑的脸上绽了桃花。免税这个主题，切中得很好，这首诗格调非常高。
彭智发
我们老是把主旋律弄成歌颂，我比较困惑。因为用歌颂两个字去做文章的话，不好做，很容易流于形式，社会多种思潮都有，容易被认为是拍马屁。所以，首先要搞清楚主旋律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现在流行讲“正能量”，“正能量”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不妨从多个角度想这个问题，监督执政党的行为，这也是主旋律。所以弘扬也好，歌颂也也好，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要清楚主旋律是什么，看得见、摸得着。一味赞颂、赞扬、歌颂，很难写出好内容，反倒是生活中的小细节，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交流，日常点滴的情怀，人文情感的抒发，这些也是主旋律。换个角度，换个尺度的话，往往会有很好的诗出现。
彭智发代表作《己丑冬咏》
唱时代赞歌的失败案例
莫真宝
白居易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有一首诗里面写“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曹丕就讲过这样一句话：“盖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从这个高度来讲，在古人看来粉饰太平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本来是一切文艺的应有之意，甚至很多人都很积极主动地写这方面的内容。《汉赋》就不用说了，李白这样有骨气的诗人也写“云想衣裳花想容”，贾至的《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写得都是气象恢弘，“万国衣冠拜冕旒”写出四方来朝的盛唐气象，大家也都觉得这是好诗。一般来讲，“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大家都认同这个道理，赞歌往往都是不诠释，高高兴兴去唱的。
莫真宝代表作《岳麓山独坐》
我们在唱时代赞歌的时候有四个标准来衡量：第一个是赞歌的对象是否值得赞颂，就是在赞颂什么；第二个是作者唱赞歌的时候，感情是否真实、由衷；第三个是我们是否用文艺的形式、手法来赞美。第四个是在一个时代中，赞歌是否只有一种单调的声音。如果从这四个方面来讲，问题和失败的案例都可以从中看出。
我们小时候学得文章都非常好，杨朔、吴伯萧的文章，读得荡气回肠，文字也很精美，这些人后来都受到了很多的批评，这是因为他们处在一个好像不值得唱赞歌的时代。当然从现实来讲它是有价值和意义的，鼓舞了人的信心。
回到赞颂的对象是否值得歌颂的问题。《红旗歌谣》和《小靳庄诗歌选》里面举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例子，一个人民公社在一个月之内出了八万首诗，全国到处都是诗人，而且都是歌颂，因为这样浩大的诗词运动，人民现在“谈颂色变”。
第二个问题，歌颂的时候感情是否真实。举个例子，郭沫若的感情是否真实的，可能其中有真实的成分在，违心地歌颂也是有，感情有真有假，有的可能无所谓真假，没感情。
第三个问题，用诗词来唱赞歌的时候是否用文艺的形式。失败的例子其实不在于对象是否值得赞颂，感情是否真实，用艺术形式写得好，也还是能够感动人的。鲁迅讲过一句话，“一切的文艺都是宣传”。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诗歌，从文艺的角度来讲，它算是一种宣传。这些赞歌的致命问题其实就在于没有利用文艺的形式。讲到难点的时候，其实就是讲是否是艺术的形式，例如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句话虽然振奋人心，但它不是诗，是标准的口号。
第四个问题，唱赞歌是否只有一种声音，如果只有一种，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现在唱赞歌的人都是在时代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不是那个年龄段的人其实很少唱赞歌，所以那样的诗歌风格存在的时间不会很长了。
文艺创作表现时代的精神这个也是时代的主旋律，但是我们诗词界、楹联界、词赋界，直接去写“三贴近”，把它当成一个文艺理论，甚至用作文艺创作方法，这也是这个时代带出来的惯性思维。比如写新农村建设，全部都写桃花源。
李葆国
我是搞学术研究的，但是我对对这些丑陋的、低俗的，连看也不看，研究也不研究，它不是主流，一定会被人们遗忘。我的第一首诗是在1958年写的，我父亲还赞扬我写得好，其实我偷抄了人家两句。1958年时我才八岁，上二年级，我父亲是高中老师，离家四十里地，我自己一人去找他，是因为饿肚子，他领着学生在地里种瓜，学生在瓜地里拔草，大南瓜很大，我看到南瓜乐坏了，我父亲说你写写这大南瓜，我说行，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说我写出来了，我父亲说你念念。“这个南瓜大又白，两个小孩不能抬”，这是我的诗，下面两句是我抄的，“装上火车进北京，运到北京比武台”。
蒋昌典是一个田园诗人，他是这么写新农村的，“春归旧燕有新愁，不见茅檐见彩楼。三匝绕梁终辨识，锄筐仍挂粉墙头。”从一个非常巧妙的角度赞扬了新农村的变化。我还选了另外两首古诗，也是写燕子的，一首是韦庄的《燕来》，“去岁辞巢别近邻，今来空讶草堂新。花开对语应相问，不是村中旧主人。”另一首是当代的诗，“春暖山村遍地花，琼楼栉比竞豪华。归来紫燕争相觅，那座新楼是我家。”这两首诗都不及蒋昌典这首诗里边有曲折、有委婉，评价一首好诗就是这样。
本文文字内容由董馨怡编辑整理，图片由武照人拍摄。
本文根据各位嘉宾在著名诗人谈古典诗词创作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勘正，仅供读者参考。
主持丨董馨怡 设计 | 李灏
值班总编 | 王晨 终审 | 高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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